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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晋川文集》(第一卷)出版

编辑:admin 时间:2019年06月13日 访问次数: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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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晋川文集

第一卷   经济理论与思想史

 

 

 

内容简介

本书系《史晋川文集》第一卷,收录了史晋川教授及其合作者有关经济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的代表性研究著作与论文。本书首先对几个主要经济理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混合经济理论、计划经济理论、改革经济理论等——进行了回顾、综述与探讨,并做了比较分析。其次,对经济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几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及思想做了专题讨论,包括里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维克赛尔的货币和累积过程理论、斯拉法的理论、马克思的价值转型理论、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卡莱斯基增长理论等。最后,本书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主题、方法,以及国内外研究差异等进行了较为宏观的论述。

 

 

作者简介 

    史晋川,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兼校文科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教授,曾获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本卷序言 

回顾自己近40年来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经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可以说是入门时最早开始接触到的经济学。

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并在国内接受教育的一代人,我们这些学者最早接受的经济学理论知识,自然是作为当时国家意识形态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记得少年时代,正值“文革”爆发,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上乱糟糟的,学校也都在停课闹革命,无书可读,于是在家里翻箱倒柜胡乱找书,最早见到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就是父亲书柜中苏联学者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政治经济学辞典》。在杭州第二中学上高中时,班主任邵思忠先生是教政治课的老师,曾在年级里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小组,指导我们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文章。尽管读得很认真,可也谈不上有多少认识体会,但确实在心里埋下了一点点对社会科学兴趣的种子。高中毕业后,我主动报名上山下乡,作为知识青年赴广阔天地插队落户三年,去农村时也带了几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书籍,日常干农活之余或农闲时节,也会抓紧时间读读书。

1978年年初,恢复高考进入大学后,我先读政治学专业,后转入经济学专业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必修课程,上课时发下来的教科书就是徐禾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这是一本当时非常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同学们都学得刻苦用功。从大学二年级到三年级,在上《资本论》课程期间,我曾经非常认真地捧着三卷本《资本论》通读了两遍,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论》,又去从头到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三卷本)和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三册)。大学读书期间,为了更好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经常去杭州中山中路的旧书店去淘一些仅供内部参考的白皮书来读,例如比利时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下卷),就是在那时读的。此外,那个时候也读了一些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教科书,例如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明兹教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时读后就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事隔多年,我在新华书店看到明兹教授的著作《现代政治经济学》时,倍感亲切,毫不犹豫地就买了一本回家。

进入大三下半个学期后,我的学习兴趣开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地转向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现在想来当时主要是受了三位教授的影响。第一位是浙江商业专科学校的金家麟教授,他来杭州大学经济学系开设有关商品学的专题讲座,讲课内容涉及效用、边际效用和消费者选择行为等经济学概念,令人耳目一新。第二位是复旦大学宋承先教授,当时应邀来杭州大学经济学系为研究生开设“西方经济学”系列讲座,我去蹭了几次课,又托人弄到了油印讲义,听后读后,宛如进入了一座新的经济学理论殿堂,激发起极大的学习兴趣。第三位是本系的蒋自强教授,曾师从王亚南教授,他为本科生开设的“经济思想史”课程,从古希腊经济思想一直讲到19世纪的经济学边际革命,令人大开眼界。自此,我打定了主意要去考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经济思想史专业研究生,一心想拜宋承先教授为师,学习和研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这是当时研究生专业设置中,属于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其中一个研究方向的名称,也就是现在的“西方经济学”)。当年,国内大学里专门从事国外经济学说教学研究的教授屈指可数,其中辽宁大学的宋则行先生(20世纪40年代研究生毕业于剑桥大学)被称为“北宋”,复旦大学的宋承先先生(20世纪40年代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则被称为“南宋”,由此可见两位先生当时在学子心中的学术地位。此后在大学的一年多时间,我除了补习高等数学知识外,读的最多(也是反复读)的书就是这么几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1981年前只有内部出版发行的第十版英文影印本,后来出版发行了高鸿业先生翻译的中文版)、宋承先教授的《西方经济学讲义》(三册)、陈岱逊先生为会长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的《国外经济学说讲座》(内部讲义60讲),以及许涤新先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其中专门设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同时也读了埃里克·罗尔的《经济思想史》等一些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和教科书。我的大学本科毕业的论文题目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演变”。1981年年底,临近大学毕业时,我幸运地收到了期盼已久的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读研究生的近三年时间中,在宋承先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宋先生亲自为研究生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现代经济理论专题”课程,同时还要求我们尽量去数学系选修“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和“线性代数”等数学课程。当时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虽然还没有正式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但是,宋先生还是为研究生推荐了美籍华人经济学家蒋中一(Alpha C. Chiang)教授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中文影印本),指导我们专业的研究生学习,培养研究生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

研究生专业基础课程学习中,除了读各种指定教材外,宋先生还要求研究生阅读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名著,例如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课程学习中,就要求阅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克莱因的《凯恩斯的革命》、G ﹒阿克利的《宏观经济理论》,等等。记得在 “现代经济理论专题”研讨课的学习中,宋先生在主持经济增长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等专题的课堂讨论时,不仅要求研究生阅读哈罗德、多玛、李特尔、鲍莫尔等经济学家的经典著作,还让师兄许强(后赴美留学获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帮我们去校图书馆复印《经济学文献杂志》和《经济学杂志》中有关经济理论专题近十年研究进展的综述性文献(Survey),要求认真阅读。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在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有关现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方面的训练,应该说是在国内大学中还是比较系统和相对领先的,为我们这些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

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写的第一篇比较规范的经济学论文,也可以说是经济思想史的习作,是研究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经济思想的,这是一篇上宏观经济学课程时提交的学期论文。宋先生在讲述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时,提到了维克塞尔宏观经济思想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比较,当时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连续几个月泡在复旦大学文科教师阅览室,认真研读了维克塞尔的《利息与价格》,同时也研读了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的《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米尔达尔的《货币均衡论》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还尽量去找了一些有关瑞典学派的研究文献来扩大阅读范围,最后撰写了一篇有关维克塞尔的货币和累积过程理论的论文。1986年,我在杭州大学教书时,协助蒋自强教授编写《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这部教材时,就以当年的这篇有关维克塞尔经济思想的论文为基础,撰写了“瑞典学派”这一章中瑞典学派理论渊源的内容。这篇论文本身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至1999年浙江大学为中青年学者出版论文集,才收入《经济理性与经济学家的使命》这本书中。

1983年年底,研究生学习的第二年快结束时,开始进入了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阶段。在宋先生的指导下,我最终选择了新剑桥学派奠基人之一的彼罗·斯拉法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来进行研究。研究斯拉法的经济思想,一定会涉及到斯拉法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两个剑桥之争”)和斯拉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价值转型问题”)。由于我当时自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算比较熟悉,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也读过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盐泽由典的《数理经济学基础》(这是一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数量经济学著作)和英国经济学家米克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等书,同时在经济增长理论专题研讨课中,也比较认真地读了萨缪尔森和罗宾逊夫人等人关于“总量生产函数”争论的部分文献,所以,就选择以“斯拉法革命”为题撰写硕士论文。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除宋先生给予了精心指导外,我还得到了巫宝山先生、宋则行先生、胡代光先生和厉以宁先生等学界前辈的许多帮助,多次聆听了诸位前辈学者的当面教诲,受益良多。回想起当年老先生们对年轻学子敞开家门的热情款待和谆谆教诲,自己现在作为大学教师,也当了研究生导师,相比之下真的都感觉到有些惭愧。由于当年国内大学中读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人数甚少,所以我还记得同一届的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郭熙保,当时在谭崇台先生的指导下,毕业论文的选题也是研究斯拉法经济思想。我完成《“斯拉法革命”——斯拉法理论体系及其影响初探》这篇硕士论文的撰写后,在陈彪如先生的主持下,通过了毕业答辩。后来,又以这篇硕士论文为基础,通过进一步拓展研究,派生出三项研究成果:一是在协助蒋自强教授编写《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时,我在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文献进行研究,扩充有关内容撰写了“新剑桥学派”一章;二是经过进一步整理和修改后,将论文中有关介绍斯拉法理论的部分内容,改写成《斯拉法与〈用商品生产商品〉》一文,被收录进宋承先教授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一书;三是将这篇论文中有关斯拉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较研究的内容单独抽出来后,扩充撰写了《马克思的价值转型问题与斯拉法的“标准体系”》一文。此外,由于在撰写硕士论文期间阅读了大量文献,觉得其中有一些文献很有研究价值,值得翻译介绍到国内来,于是我就和吴剑敏师弟(后赴美国留学获布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合作翻译了英国经济学家杨·斯蒂德曼的Marx after Sraffa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中文版的书名为《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时至今日,我时不时地还能在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献中,看到有学者在引用这部译著。去年,曾有一位国内经济学家在一篇批判斯蒂德曼的文章中,指出这部译著的中文书名的译法用词存在问题,大致意思是现在的译著书名,掩盖了斯蒂德曼借助斯拉法理论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险恶用心。但我至今坚持认为,这部译著的中文书名翻译用词应该还算是比较中性准确的。

在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我还曾经专门有一段时间研究过瓦尔拉斯的经济思想。1984年年底,我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大学经济学系任教。由于系里指定给我的第一门课的教学任务是为本科生上“经济思想史”,这在当年是一门经济学系的重要课程,课时安排为完整一学年的两个学期,要从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思想一直讲到凯恩斯革命。根据当时大学培养青年教师的规定,系里指派蒋自强教授作为我的教学指导老师。蒋老师除了指导我备课外,也经常来课堂听课,提出各种意见来帮我改进教学方法。蒋老师在一次教学指导谈话中说,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为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基石,提出要我专门集中一段时间研究瓦尔拉斯经济思想,然后写一篇介绍评论文章。于是我去图书馆复印了英文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用了大半年时间认真反复阅读,期间也请教过樊纲(他当时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朱绍文先生指导下读博士,他的硕士毕业论文选题是瓦尔拉斯经济思想研究)和我的本科同学张旭昆(他读过非常多的经济思想史著作),最后于1986年完成了《里昂·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述评》这篇长文。这篇论文最初的标题是《里昂·瓦尔拉斯》。

1985年至1987年,我连续三年开设“经济思想史”课程,由于备课要写教学讲义,在那几年阅读了十多部经济思想方面的重要著作和经典教材,也阅读了上百篇有关国内外学者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至今仍然还比较有印象的是三部著作:(1)美国经济学家S·温特拉布主编的《现代经济思想》(1977年);(2)匈牙利经济学家A·马蒂亚什的《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1985年);(3)美国社会科学家D·贝尔和I·克里斯托尔主编的《经济理论的危机》(1981年)。当初我曾打算把前两部著作翻译成中文,试译了几章后感到工作量太大,无法独自完成,只能中途作罢。第三部著作后来由陈彪如教授和宋承先教授组织翻译出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我曾多次阅读这本著作,印象最为深刻的是K·J·阿罗撰写的第九章《经济学中的实际量值和名义量值》,文中的理论观点及严密的论证,真的给人有一种“一语点醒梦中人”的感觉。

1988年,我协助蒋自强教授编写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完稿后,最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由于我在19867月起担任了杭州大学经济学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并于1987年年底开始主持全系行政工作,在此期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现为教育部)开启了高校财经政法类专业的教学体系改革探索(有关当时国内高校经济学专业教学体系的改革启动过程,可以参阅我发表在厦门大学《经济资料译丛》2015年第3期的文章《一九八八:成都会议——全国高校经济学专业深化改革讨论会追记》),杭州大学经济学系也进一步推进深化本科生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改革的一项具体内容,就是把西方经济学分拆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同时相应减少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的课时,我自己的教学重心也随之转向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再担任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主讲老师。可是,由于从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起一直到进杭州大学教书的七年时间里,我阅读了大量有关经济思想史方面的文献,除了写硕士论文时研究了斯拉法,后来开设经济思想史课程初期间也只是研究了瓦尔拉斯,总觉得在经济思想史方面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工作没有做完,心有不甘。思来想去,就花了一年多时间又陆陆续续把各种经济学流派及经济思想做了一番比较研读,结合国内改革开放后经济学理论研究动态,撰写了《经济理论的“破”与“立”要掌握度》,发表在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胡培兆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问题》(1991年第1期)上,并在此基础上,第二年申请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改革经济理论与混合经济理论的比较研究”。这是我申请到的第一个国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经过与张法荣副教授一年多的合作研究,完成了《比较经济理论分析》一书,1993年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我个人感觉,这部著作是对我自己当时学习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一个还算比较满意的总结。并且,我自己认为这项研究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所以,编文集时就把当时这本著作的六章正文内容收录进了这部文集的第一卷,也就是本书的第一篇。

经济思想史的学习、教学和研究,除了增加有关经济学科发展的历史知识和了解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的演化脉络,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就是在经济研究过程中培养起了重视经济学文献阅读的意识。随着个人年龄和学术经历的增长,对前辈学者们经常教导年轻学子要“厚积薄发”,有了更多的和更深一层的体会:对于年轻的经济学者来说,阅读文献即为“厚积”之正途。在近20年期间,我一直坚持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一年级新生开设“经济学文献选读”课程,反复讲授阅读文献有三大功用:一是增加学科知识,拓展研究视野;二是把握理论脉络,了解前沿进展;三是掌握研究方法,有助于理论创新。

1986年的秋天,我和同事张旭昆讲师赴武汉大学参加国家教委社科司财经政法处召开的经济管理类部编教材工作会议,会后返程时乘轮船沿江下行。俩人在欣赏长江两岸风光时,也时常聊起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中需要加强学生阅读经济学文献的问题,你一言,我一语,凭记忆草拟了一份我俩认为比较重要的经济学文献中文书单。据我所知,在当年国内经济学界的年轻学者中,张旭昆是极少数或个别已经把从古希腊思想家到凯恩斯的当时所有中译本经济学著作都通读过一遍的人,所以文献阅读书单主要拜旭昆兄的功力拟成。前几年,张旭昆教授在花甲之年还独自编著了《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两大卷共计156万字,经济思想史的功力由此可见一斑。当时回到学校后,我很快交代系资料室主任购买了一批经济学专业图书,其中一部分是当时台湾“中央银行”研究室组织翻译的现代经济学丛书,图书入馆后的借阅利用率非常高。1993年,在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的资助下,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访学一年,对经济学研究中文献的掌握和利用,有了更深的认识。第二年回国后,我召开系务会议讨论决定,拨出专门的图书资料经费,由系资料室去陆续复印了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Critical Writings in Economics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Critical Writings in Financial Economics,前者共计160种有300多册,后者共计12种有30多册。1998年秋“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后,重新组建了经济学院,并开始招收第一届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我当时兼任浙江大学经济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主持制订了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其中一条重要的规定是:博士研究生在提出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申请时,必须撰写一份两万字左右篇幅的相关论文选题的研究文献综述,连同开题报告一起提交给学院研究生科,然后经过送校外专家匿名评审并取得平均良好或以上的分数后,方能获得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资格。这一新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中有关文献阅读和撰写文献综述的规定,旨在促使学院的博士生指导教授和博士研究生重视经济学研究的文献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学术研究中的闭门造车和低水平重复研究。这对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以及对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使得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在此后短短的十年中就迅速跻身于国内一流经济学院的行列。

记得在2003年春季,我曾邀请杨小凯教授来浙江大学讲学和休息疗养,其间与他有过多次随意交谈,也经常会说到经济研究的文献阅读。杨小凯教授认为,当时国内很多经济学者在做研究时不重视查阅文献,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和前沿理论不熟悉,因此他反复强调阅读文献对经济研究的重要性。杨小凯教授还对当时张五常教授声称其做研究主要靠了解真实世界并不读文献的说法表示担忧,担心会对学生产生不必要的误导。每当说起此事,他都会很认真地告诉同学们,张五常教授当年读博士写论文时,是阅读了大量经济学文献的,有着非常深厚的经济学知识积累,这是他后来在经济研究中取得傲人成就不可或缺的理论铺垫。第二年,杨小凯教授把他的这些有关阅读文献的看法做了比较系统地整理,写了一篇文章《国内经济学者要重视经济学文献》,发表在《南方周末》。我个人认为,杨小凯教授的真知灼见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我指导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有三位学生,其中潘士远同学在大学和硕士研究生期间所学的专业都是数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前两年多时间里,他刻苦认真地阅读了数百篇现代经济增长的英文文献,经过对文献进一步地仔细梳理,撰写出了数万字的长篇文献综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后经过我们共同讨论修改定稿,发表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期刊《经济学(季刊)》上。这是我自己指导的博士生所撰写的第一篇符合现代经济学研究规范的文献综述。所以,我也将此文收录进这部文集的第一卷。这篇综述文章发表后,当时就得到了杨小凯、巫和懋、文贯中等多位教授的很高评价,林毅夫教授也非常高兴地接受潘士远作为研究助理到北京大学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后来又推荐他去耶鲁大学经济学系深造两年。正如汪丁丁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学2002年》一书的“前言”中所说:

这篇综述文章,我觉得也是近年来少见的对经济增长新理论和旧理论的纷繁文献的全面整理。如作者所称,这些文献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之间,可谓“浩如烟海”。对已有文献的清理,我始终认为,是当代学术的基础。我们培养一名博士生(例如这篇综述的第一作者),未必真的要求他(她)做出具有原创性的论文,尽管这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对博士、硕士,甚至学士所规定的要求。中国经济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痛切地认识到了中国经济学研究难以摆脱的“低水平重复制作”的状况。造成这一状况的诸多因素里面,当然包括在市场大潮冲击下所发生的学术道德的沦落和治学风格的浮躁。但是,也不能忽略中国学术传统自乾嘉以来,尤其是因“西风东渐”而式微的整体失落。在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系统地清理中西思想学术遗产,对传统演化的方向——即把握创新的思想资源,至关重要。

在这篇文献综述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俩在好几天中花费20多个小时逐句逐字修改完论文,将稿件投到《经济学(季刊)》编辑部后,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不料3个多月后,编辑部寄来了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书。两位匿名审稿人在充分肯定这是一篇高水平文献综述的同时,也都提出了进一步补充修改完善的要求。其中有一位匿名审稿人要求作者进一步阅读有关新兴古典经济学的10多篇涉及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文献,着实吓了我们一跳。由于国内一时找不齐这些文献,潘士远连夜给杨小凯教授发邮件求助。真的要感谢杨小凯教授,第二天就用电子邮件将所需研究文献发来。然后在短短的一个半月中,潘士远又非常认真地阅读了这批文献,对论文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在我的印象中,阅读了这批新的文献后,又经过仔细梳理归纳,最后补充进综述的内容仅是一个自然段,大约350字左右。

坦率地说,在我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近20年期间,每当指导学生阅读文献和撰写文献综述时,或是在修改文献综述过程中,我都会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又回到了当初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年代,而且非常享受这种指导学生阅读文献和梳理归纳的过程。这部文集第一卷所收录的文章中,就有四篇论文是与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合作完成的文献综述。当然,现在国内大学的经济学院在培养博士研究生时,对文献阅读的要求大多都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了,都会要求博士研究生阅读和掌握能够反映有关研究领域前沿进展的文献。相比之下,我们当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了解各个经济学流派和学习经济思想史来阅读文献,主要原因是当时处于相对比较封闭的社会和学术环境,国内的经济学研究与国外学术界严重脱节,同时也无法及时获得国际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文献。当然,研究经济思想史时,读文献一般都是从古读到今,而现在做经济理论或经验研究,则大都是根据研究选题,先从最前沿的文献阅读入手,然后视研究进展及需要,再向前追溯做进一步的文献阅读,两者在文献阅读思路上还是有些不同的,区别在于厚古薄今与薄古厚今。

除了重视文献阅读外,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也加深了我对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收录在这部文集第一卷中的两篇文章《经济学家与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研究中的主题与方法》,就是我自己多年来对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的一些理论思考。在前一篇论文中,我对经济学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特征及功能做出了自己的概括和阐述;在后一篇论文中,我努力思考并试图回答经济学分析框架为何能够扩展为人类行为分析框架的问题。我的大致看法是,主流经济学有关消费者理论研究框架的“三步曲”——偏好、约束、选择,可以从学理层面做进一步的抽象及提升,把偏好抽象为“人想做什么”的问题,把约束抽象为“人能做什么”的问题,把选择抽象为结合考虑偏好和约束后“人最好做什么”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中,人们时常都会看到“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身影,经济学不断地“入侵”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经济学的这种“帝国主义扩张”,所恃者不外乎是经济学家基于经济学的偏好、约束、选择这一研究框架,所构建起来的“人想做什么”“人能做什么”“人最好做什么”的这样一种人类行为分析基本框架。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面对组成社会和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要能够合理地解释人的行为方式及内在逻辑,进而去深入研究社会现象及揭示背后的规律。所以,基于经济学所构建的人类行为分析基本框架,贯穿着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主线,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分析人类行为的思维框架,这也正是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目前暂时所缺乏的。这一点也算是自己通过学习经济思想史,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独立思考后获得的一点小小的心得。

作为文集第一卷的序言,还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在这部文集第一卷中所收录的18篇文章,基本上保持了当初撰写和发表时的原貌,只是对极少数的文字(主要是错别字和缺失的文字以及年份表述文字)有一些修改和补正;如果是对原来文章的标题上的文字有所修改,会在脚注中做出相应的说明。同时,对于每篇收录文章的最初撰写和发表的年份,学术期刊转载和曾经收录进其他论文集的情况,以及合作撰写文章的合作者及作者署名排序,也都会在脚注中加以说明。

最后,我要真诚地感谢我从大学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的三位导师:蒋自强教授、宋承先教授和伍伯麟教授,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三位先生都是我终生的导师。同时,我还要对这部文集第一卷中所收录的部分合作撰写文章的共同作者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是张法荣副教授、潘士远教授、刘青博士、邵桂荣博士、任晓猛博士和张育浩研究员,感谢他(她)们在合作研究工作中的辛勤付出。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吴伟伟编辑和姚嘉编辑,以及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的叶楠老师和张一帆老师,感谢她们在本卷文集的文章整理和编辑过程中的辛勤工作。

当然,倘若本书存在缺点和错误,将由我本人负责,同时也欢迎读者和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史晋川
201712月于杭州九月森林家中

 


 

本卷目录

 

第一篇

[1]比较经济理论导论

[2]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3]混合经济理论

[4]计划经济理论

[5]改革经济理论

[6]经济理论的比较分析

 

第二篇

[7]里昂·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述评

[8]维克赛尔的货币和累积过程理论述评

[9]“斯拉法革命”——斯拉法理论体系及其影响初探

[10]马克思的价值转型问题与斯拉法的“标准体系”

[11]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述评

[12]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

[13]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新卡莱斯基学派视角的文献述评

[14]伊斯兰金融研究述评

[15]交易制度与市场环境的匹配——交易规则的实验研究综述及实例

 

第三篇

[16]经济学家与经济理论研究

[17]经济学研究中的主题与方法

[18]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开放与知识共享

——基于中国社科期刊参考文献的比较研究

 

附录 作者有关经济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的主要著作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