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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钢重组:改制咋这么难

编辑:系统管理员时间:2009-09-07访问次数:471

 建龙集团的一位高管说:“我也相信通钢的员工是善良的,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我认为还是一些利益相关者主导了这场悲剧。”

 本刊记者 金少策

2009年7月24日发生的通钢重组暴力事件,是民企并购国企的一个悲剧。通钢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因职工聚集抗议劳资问题,河南林州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重组改制过程被迫暂停。在林钢改制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原定的收购方――民营企业河南凤宝钢铁公司不介入林钢的事务。

在很多人看来,国企改制充满变数,以民企并购国企更是难上加难,如何兼顾各方的利益,既给被兼并企业的发展带来后劲,也充分考虑到国企职工的利益,对参与并购重组的民企来说都是一项挑战。

通钢重组产生诸多争议绝非“一日之寒”。早在2006年通钢第一次重组改制前,由政府主导的两次减员增效改革,通钢人痛感“主人翁”身份失落、国企福利被剥夺、收入下降――这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主观感受,在建龙进入后长达4年的时间和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又相互交织,并最终汇集成“通钢事件”中工人群体及利益相关者的反弹动能。

改革导致平衡关系被打破

2005年底,建龙集团以二股东身份(占股36.19%)正式介入通钢,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当时的改革便是由时任通钢副总经理的陈国君操盘。

2007年,陈国君引进境外一些钢铁公司的做法,对通钢进行内部改革,实行三级管理制度。三级管理中,第一级为总经理、第二级为厂长、第三级为作业区区长(科长),取消了车间主任和段长。这三级负责人实行年薪制,管理层收入大幅提高。

这一管理制度在建龙集团并购史上常有见到:在距今最近的时间里,建龙并购浙江扬帆集团之后,便是采用这制度对其进行调整。但由于“通钢水太深,建龙并未完成彻底改制。”建龙一位高层说。

事实上,建龙作为二股东,前后只派过3名高管进入,因此建龙在整个通纲的决策中是否起决定作用,值得怀疑。可以佐证的是,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建龙在今年初提出要么控股,要么分立或退出(后吉林省国资部门也是从改制的彻底性上考虑,才要求建龙控股的)。

“陈总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他对通钢内部了解的不够深。”7月27日,《浙商》记者在通化采访时,通钢职工李向阳(化名)表达了他对陈国君推行改制的看法,他说,这一管理制度从根本上使干部与普通职工的地位、待遇都出现了两极分化。

“1992年,我当处长那会儿,跟普通工人的工资相差1.5倍。如今一个处长,一年能拿60万~70万,你说差距有多大?”职工王殿昌表示,这种民营色彩浓厚的薪酬制度在有着50年历史的通钢,并不被职工所接受。

“老国企的职工们,素来有以企业为家的主人翁传统,干群关系的和谐平等是最重要的体现,通钢新的管理体制对老职工冲击是难免的。”

一位有着20年国企工作经验,后又成功对国企进行改制的浙商认为,建龙引入现代化管理体制是符合企业发展方向的,但是国企多年来形成的固有思维,让职工们心理上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在观念上要给予适当引导。”一位浙商认为,从地域文化上来讲,在北方并购国企要比在南方并购国企更有难度,“从干部到员工,观念上怎么改变?利益上如何安排?是渐进式的还是一步到位式的?都要慎重地探讨。”

旧观念使职工缺乏身份认同

通钢所在地是通化市的二道江区,这里离通化市区有20分钟的车距。从市区到二道江,首先看到的便是通钢的厂区,而围绕通钢形成的二道江区是一座小规模的城市――这里拥有200多幢通钢家属楼,有自己的图书馆、体育场、医院、报纸、电视台、教育集团和建筑公司,厂里原来的公安处与通化市公安局是平级的,税务局、公安处都直接驻扎在通钢1号大门附近。

用一位通钢职工的话说,“这里关起门来自成一个小社会”。在这里,二道江区的人们曾经充分享受着通钢带来的自豪感。

早在2005年政府主导的改制中,通钢就改变了这种“企业办社会”的状况。于是,通钢人保持了近50年的生活习惯,在2005年开始淡化或者中断。

举个例子:在通钢,解决职工生活难题的流程往往是:先找工会,工会没辙去党委,党委问车间,不行找财务,最后写个收据,就能预借半个月的工资。

改制后的通钢并未延续这种默契,这让职工意识到,他们身为国企职工的安全感在丧失。

2008年冬,金融危机不期而遇,由于企业全面停工,为职工供暖的机组也停止运转,暖气停了两个多月。而改制之前,通钢家属区的水和煤气、暖气都是由通钢免费供应。

历经裁员、减薪、福利降低,改革的阵痛使一些通钢人怨恨尤深,陈国君作为建龙派来的管理者,最终成为了众矢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建龙和陈国君成了通钢多年来改制矛盾的“替罪羊”。

利益受损者从中挑唆

“2005年改制时开了职代会,反复开会,宣传声势还挺大的。但这次建龙要控股,就没这么做。他要大力宣传就没这事情了,谁能一下就接受了啊?”通化钢铁退休干部王殿昌说。

事实上,建龙及吉林省国资委正在与通钢高层、中层沟通,并打算之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建龙还作出了“纳税地不变、不裁员、现金分红等”等承诺。只是事件来得太突然。

在一些利益分子的唆使下,一些下岗职工和相关的利益受损方制造谣言,激化企业原有矛盾,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员,冲击生产区,对陈国君进行围堵,并造成了陈的死亡。

建龙集团的一位高管说:“我也相信通钢的员工是善良的,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我认为还是一些利益相关者导演了这场悲剧。”

在通钢周边有很多废铁收购站,《浙商》记者曾走访了其中最大的一家通化万铭金属回收利用有限公司。该公司一员工称,他们每年要卖给通钢十多万吨废钢铁,“通钢给我们的价高”。

内部人士介绍,以前通钢周边有很多废铁回收公司,靠通钢牟利。在2005年以前,许多钢铁成车从通钢内部偷出来卖。另外,一些废铁收购公司买通通钢内部人士,在过磅时做文章,“钱像是白捡的一样。”

针对通钢厂区周围形成的“围钢经济”,这只是“冰山一角”。而通钢控制权之争背后的利益博弈,更是外人难以觉察。

民企重组国企可能产生的问题,令国内民营钢铁老大――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也大叹“防不胜防”。从2006年开始,沙钢先后收购了江苏淮钢、永钢,河南永兴钢铁、常州鑫瑞特钢,获得产能达千万吨,而这四家企业,除淮钢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余三家均为民营控股。

不并购国企,沈文荣有其自身的考虑。一直以来,国企并未走上彻底的市场之路,企业产权关系复杂,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很容易陷于利益纠纷的泥潭。